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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 “AI医生”看护这座跨海大桥******

　　◎本报记者 矫 阳

　　杏林公铁大桥是进出厦门岛的唯一跨海铁路通道。从远处眺望，大桥犹如一条巨龙卧于海面之上，连接岛屿与大陆。进出鹭岛的铁路客货运输，都要通过这座大桥。

　　桥梁安全维护是重中之重。“即便几毫米的测量误差，都会成为影响铁路安全的巨大隐患。”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工务段桥隧检测小组桥梁工安少帅说。

　　2023年春运，这座跨海大桥的维护用上了“AI医生”。

　　立在海上的桥墩，时刻经受着海浪冲刷。“冲刷面过深会影响桥梁安全，必须按时测量河床断面变化，对比历年数据，保障运输安全。”作业时，安少帅与工友格外小心谨慎。

　　每天上午10时，安少帅和工友们都会穿好救生衣，带齐作业设备，登上船只，驶向杏林公铁大桥。

　　高速航行的船上，迎面吹来的海风直钻衣领，湿冷彻骨。

　　到达作业地点后，安少帅即刻将一艘如模型般的小船放入水中。“这是用来测绘河床断面的‘神器’——无人测绘船。”安少帅说。

　　以往，检测小组开展测绘，都是借助水深探测仪，人工探入水中进行断面测量。“铁路桥大多架于江海之上，受环境影响，测量不确定因素太多。”安少帅说，有时风大，上船后人都站不稳，更别提操作设备了。

　　2022年，厦门工务段开始运用无人技术进行桥隧维护。

　　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按既定测线巡航，无人测绘船分别测量3条测线河床断面，并同步采集三维坐标，通过数据算法绘制河床断面图，实现“肌理脉络”一目了然。

　　有了直观图示，便能综合分析河床断面变化，制定精准的养护维修方案。

　　鹰厦铁路蜿蜒于崇山峻岭、河山峡谷之中，且坡度陡峭，山上浮石众多。除了对河床断面进行测量外，桥隧检测小组还要翻山越岭，排查山体护坡和水下桥墩的安全隐患。

　　在山体巡检中，“AI医生”再一次“大展身手”。

　　山脚下，一阵“嗡嗡”声响起，只见安少帅熟练操纵着无人机环绕飞行，悬停在病害山头。随着不断调整的摄像角度，通过三维视角，危岩等潜在隐患一目了然。

　　以往人力爬山巡查，检测小组队员每天只能翻两座山，不仅效率低，排查也不够全面。“现在仅半天就能全方位无死角地完成两座山的查危工作。”安少帅兴奋地说。

　　山体检查完成后，安少帅与工友又带上“新型蛙人”，马不停蹄地前往篁渡桥进行水下探测，重点对铁路桥墩裂痕、孔洞、基础掏空等病害进行细致检查。“水下机器人安全性高，既可以实现全天候持续作业，又避免了传统蛙人在恶劣环境下作业的高风险。”安少帅说。

　　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任务繁重。

　　“有了‘AI医生’帮忙，工作更快捷，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也多了。”说起无人技术，安少帅十分喜悦。(科技日报)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